【写作观】李彦：双语创作的一些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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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李彦LIYAN

李彦 北京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7年赴加拿大。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任教。2007年起任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1997年起加入“加拿大作家协会”。2002年-2007年担任 “加拿大中国笔会” 副会长。1985年开始在《China Daily》发表英文作品。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获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

主要作品（单行本）

中文

◇小说自选集 《吕梁箫声》·2016·商务印书馆

◇散文选《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 2015·商务印书馆

◇长篇小说《海底》·2013·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小说《红浮萍》·2010·作家出版社

◇长篇小说《嫁得西风》·1998·香港·明镜出版社

　修改版·2000·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短篇作品集 《羊群》·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译中 《白宫生活》·1988·新华出版社

英文

◇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红浮萍》·1995·多伦多

◇长篇小说《Lily in the Snow--雪百合》·2010·多伦多

◇中英文对照 《Chinese Literature: A Reader——中国文学选读》

◇与唐建清合编·2009·南京大学出版社

◇论文集《沿着丝绸之路：中国文化论文集》·与勃兰特、米勒合编·2012·多伦多

近年刊发的部分中文作品

2015

《留给莉莲的东西》·中华读书报

《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人民文学

《嘤其鸣 · 答友人：给加拿大法裔女作家的十二封信》·作家

《双语创作的感悟》·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甲骨文与加拿大明义士家族》·厦门大学学报

2014

《李逵成了李鬼》·中华读书报

《盘丝洞酒吧》《大雁与龟》《翠香也爱勃兰特》·作家

《官太太当保姆》《凉山女儿》《乞讨人也难》·世界日报副

2013

《小厍的推背图》《罂粟花下藏兵洞》·作家

《米勒走了》·光明日报副刊

《忍凝眸》·世界日报副刊

《人之欲》·中华读书报

《让中国文学走入海外读者的视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2

《返航》《终南山下》·世界日报副刊

2011

《吕梁箫声》·人民文学

《我遥远的故人》·作家

《津门杂感》《黑管》·世界日报副刊

2010

《罗莎琳的中国》《麟姨的城》·世界日报副刊

2009

《白喜》《异草闲花》·文学界杂志

2004

《忘年》《毛太和她的同学们》·世界日报副刊

2002

《宝岛印象》《重逢》《姚家岭》《生存与生活》《羊群》《地久天长》·世界日报副刊

2001

《故园》《回惶》·世界日报副刊

刘再复《红浮萍》通过一个家族的沧桑写出了一个大时代。她呈现的历史比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更丰富、更真切，更有生命感。这一切，唯有用“大时代的质感”来表述，才是恰当的。《红浮萍》是一幅具有大时代质感的大画卷，而因为作者拥有以轻驭重的叙事才华，因此，它又是一部具有大潇洒的真文学篇章。

贺绍俊 李彦的小说《黑管》需要反复品咂。小说的场景很小，一对年轻时曾经相互产生爱恋的男女在异域相遇，但场景背后的寓意很大很大。我一直认为，短篇小说是一件精致的工艺品，李彦的这篇小说称得上是真正的短篇小说，其精致几乎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它是含蓄的，具有韵律的。这得益于作者对中西文化的双重体验。

Michelle Tisseyre (加拿大小说家和翻译家)  当今之世，中国的形象总是被描绘成对西方构成的新威胁。恰在此时，对中国和西方世界都了如指掌的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在她最近出版的《雪百合》中，李彦通过坦率与微妙、悲伤与喜剧交替出现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移民在安大略一座小城里新生活中的阵痛。她的写作风格十分独特。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写作所产生的神奇的炼丹术般的效果，极大地丰富了书中的意象群和节奏韵律感。毫无疑问，她那带有共鸣的声音，是属于中国韵味的，即便是用英文写作，也充盈着那种古老语言所携带的胆识、生机与美丽。

何向阳 如果你只是想从这部书中找到上世纪出国潮中的中国人如何在奔赴另一个国度后艰辛创业以求安身立命的故事；如果你只是想从这部书中得到东西方文化或者文明与传统的交汇冲突融合而创造出的某种新的文明在个体身上如何打上印迹；如果你只是抱有某种好奇，想看一看这些从此岸到彼岸的人如何进行身心两重泅渡而完成自我人生的所谓“脱胎换骨”；如果，你还是一个女性，你更想看看你的姐妹如何在异国以双重的“他者”身份，几乎是将过往归零，从头做起、重新创生……那么，你会从《海底》这部书中得到你想看到的一切。但同时，你也会大大地低估这部书的更深的含义。这是一部怎样的书？它想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一些人的失败失意、一些人的成就成功吗？不，如果这样去解读它，真的是只看到海水浮上来的泡沫，而错过了埋在深不可测的海底里的珊瑚。

刘震云 《红浮萍》是一本写人性的书。人性在诸多层面上的展示及其异化的现象是故事的主线，而繁杂多变的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实质上是陪衬和表象 。 十几年后再看《红浮萍》，它仍是一部好小说。好在它宽阔的视野。用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照这个世界，观照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人群和人性。多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同样的事物、故事、人物和悲欢离合，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和结果。这种独具匠心的笔触，实属难能可贵。 作者李彦是加拿大华人作家中的佼佼者。过去我看过她另一部作品《嫁得西风》，写几个中华女性在西方的搏斗，写得惊心动魄。中篇《羊群》也是很好的作品，这样的题材我较少在海外作家的作品中读到。令人惊讶的是李彦叙述和塑造人物性格的能力，在“故事”之外有性格的魅力，在性格的魅力之外，更有对人性的深刻的观察，对人的精神深处的不安的客观冷静的呈现。

黄梵 我与李彦相识于几年前的南京先锋书店，她给我既敏锐、大度又有自知之明的印象，总认为我不会喜欢她的小说。在后来邮件的一来二往中，我渐渐明白了她的担忧来自何处。原来我的小说中对国内人性惯有的批判态度，与她小说企图为海外大陆人重塑尊严，似乎有颇多相悖之处。不过当我读完李彦的近作《海底》，我倒为这种相悖感到了释然。《海底》对人性的批判并不少于我的小说，比如，围绕着新移民与加拿大人的婚姻，围绕着枫城的华人教堂，李彦颇为幽默的挖苦，直指人性的尔虞我诈、贪婪、虚伪与冷酷。但李彦着力在描绘支撑这些新移民的精神，即她把同情、尊严、正义赋予江鸥、红藻等人的同时，也探究了这些来自国内的新移民身上，那种过去曾令他们丧失理智的激情，因置身异国他乡，社会地位突然跌落，生存需求不停挤压着精神需求，反倒成了排解惆怅、迷茫的一剂良药。他们甚至殚精竭虑地去寻找以基督教信仰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他们所熟悉的文化之间的种种共性，并试图通过证实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自己降尊纡贵、沉沦海底找到心理慰藉和理论依据。当然，这些只是《海底》的背景意识，就像音乐中的和音，只是为了让主音更具备说服力。

1984年入社科院新闻系留影

双语创作的一些感悟李　彦

　　“海外华文作家是既带着‘乡愁’又追求 ‘融合’的心灵远行。其间，文化的差别、语境的歧异、思维方式和表述策略的不同，使自身努力在矛盾重重中化解困惑，在 ‘出走’与‘回归’的交集中寻寻觅觅，以求救赎之道并获取一种智性的快乐。”（1）杨匡汉教授寥寥数语，贴切地诠释了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心态。

　　二十多年来，我用英文和中文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由于我同时在北美的大学里从事中国文化、历史、文学、语言的教学，这种工作经历，丰富了我对使用两种语言进行创作的体验，并产生了一些与其相关的思考。我愿把自己的一些粗浅体会与诸位先进分享一孔之见，抛砖引玉。

　　在加拿大，华裔是少数族裔，仅占人口约百分之四。能够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往往仅限于第一代新移民群体，连土生土长的华裔都无法阅读。因此，仅用中文写作，读者群很小。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进行书写，则可分别满足主流社会和华裔读者群的需求，与他们直接沟通，正是我用双语创作的部分初衷。  

　　中英两种文字和语境的差异

　　鲁迅曾经提到，西洋文字像一个朴实无华但却方便实用的女仆，中国文字则像一个美丽优雅但却奢侈无用的贵妇。

　　这当然是个比喻性的说法。对某种语言的感受，是很个人的，有些见仁见智。这里不涉及语言学理论，仅凭我个人在用两种不同文字写作中的感受，中文是象形、表意的文字，有强烈的视觉效应，容易诱发读者的情绪感触与审美趋向。汉语无疑是深具魅力的，如果在写作中想要充分发挥其独特之处，写作者往往会耗费不少心思在文字表面上，通过把玩词藻、韵律、甚至增强视觉效果，方能企及审美的需求。

　　与中文相比，英文是一种比较规范、简洁的语言。因为仅有26个字母，像符号一样简单明了，文字本身也没有多少视觉效应。在使用时，往往能使写作者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事物的实质层面上，使思绪更易朝着事物本身逻辑关系的纵深发展，不太受文字表象的诱惑和触动。

　　这两种语言的不同特性是否影响到人对事物的判断和思维模式呢？

　　在我与读者的交流中，曾经得到过这样的反馈：非母语写作者倾向于使用更加准确、鲜明的词汇来表述，因而增强了清晰、新鲜的阅读效果。也许因为他们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来自于正规的书本教育，词汇有限，故而往往借助词典；也许因为在潜意识里受到母语特点的影响，难以得到第二语言中隐含的深意。毋庸置疑，倘若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创作，可以互动互促，进而在思维中产生一些新的元素。

　　我曾与法国教育部的汉语总督学白乐桑(Joel Bel Lassen) 先生就此话题做过探讨。他说，对某种语言的学习，除了交际沟通、文化传承这些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大脑思维训练的作用，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中文是表意，而ABC文字的功能是表音。1973年他在北大留学时，曾把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命运》录音播放给很多中国同学听，事后问及喜欢不喜欢时，所有人的回答都是：听不懂。这个例子大概是想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视觉功能上的。汉语中广泛存在的同音字现象，培养了我们这种思维模式。

　　我们对拼音文字民族可能产生的思维模式，同样会感到奇怪。譬如在汉语课堂上，就曾有学生问我：一个笔画复杂的汉字里面，是否包含了几个不同的音节？为了让那些来自拼音语言环境、已是成年人的大学生能够转变他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接受汉语这种图像文字，我只能想方设法把汉语知识掰开揉碎，灌输入学生的头脑中，并常常借助想象力，把枯燥抽象的笔画，转化为栩栩如生的图案和生动有趣的故事，以此强化学生的记忆。

　　汉字元素由图画组成，携带着强烈的视觉效果，译成英文后，一旦从图画变成26个字母，往往会使得原本满目生辉的语言变成单调乏味的符号，失去了视觉冲击以及由意象引起的联想。反过来，那些使用拼音字母的语言，一旦翻译成中文后，却增加了色彩和韵味，甚至超过了原文的魅力。这或许襄助了外国优秀文学在中国读者群中的传播。

　　当我在讲述中国文学通史这门课程，介绍到唐诗宋词时，那些中国人世代传诵的千古佳句译成英文后，外国学生觉得实在是平淡无奇，不理解为什么会被中国人奉为经典。

　　例如：

　　清明时节雨纷纷（汉字元素：水滴、春日、月亮、丝绸），

　　牧童遥指杏花村（汉字元素：牛、孩童、小船、花木）。

　　这些汉字元素由画面构成。中文读者在视觉上感受到的审美冲击，在英文翻译中却荡然无存。前者如“在悼念亡灵的日子里下起了大雨”的英译，其意象美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韵律的妙处就更无从谈起了。

　　由此可见，在中文语境下为中文读者所写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西文后，不可避免地要失去汉字固有的审美趣味与内涵。更不用说翻译者自身的文学、文字功底在“再创作”过程中对译作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了。

　　海外教学的经历加深了我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字特性的感知与理解。使我能够站在其他语言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母语，在创作中最大限度地享用汉语的美感特性。　

　　我在英文小说《红浮萍》发表多年之后，动手撰写了中文版。在创作过程中，我刻意融入了对汉字的新鲜感受，开发图像文字带给读者的视觉效果。不久前，读到暨南大学易淑琼博士发表的论文《走不出的意境》时，看到自己一番苦心得到理解，我感到由衷地欣慰。她写道：《红浮萍》中文译写本是一种与当今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生活化、口语化书写方式不同的书卷气的典雅的书面语书写。整部小说尤其着意于以富含丰厚民族文化积淀的意象烘托营构出一方内具中国传统审美“气蕴”的唯美意境——“古典意味的中国境界”，典型地体现了“耽于意境”、“追寻辞藻、韵律、视觉的愉悦”之诗性语言书写策略，总体抒情风格也大体符合“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诗美韵味，从而呈现出一个形神兼备“古典中国”。作家心灵深处“回家”的情愫无意间得到了淋漓的释放，亦代表了海外华文文学家与华语艺术家对于“文化中国”或“美学中国”的回望与依恋。（2）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像我这样深受中华文化熏陶、母语是汉语的人，在用英文写作时，尽管用的是异邦的语言文字和思维，但却难以跳出对母语唯美的追求。虽然这种来自于汉语的特色在英文创作中难以淋漓尽致地体现，但是，加拿大评论界还是注意到了汉语对我的英文写作产生的影响：“李彦的写作风格十分独特。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写作，产生了一种神奇的炼丹术般的效果，极大地丰富了书中的意象群和节奏韵律感。毫无疑问，她那带有共鸣的声音，是属于中国韵味的，即便她是用英文写作，也充盈着那种古老语言所携带的胆识、生机与美丽。”（3）这些过誉之辞，增强了自己跨文化双语写作的自信。

　　人物命名的思考

　　在教授中国文学课程时，我曾鼓励外国学生阅读《红楼梦》的英译本。但所有的人都说，实在看不下去。

　　究其缘由，西方读者似乎更习惯于线性结构的小说，一位主人公，一个家庭，贯穿始终。加拿大一家出版社的总编告诉我：书中的主要人物不能超过8个，加上次要人物不能超过20个，读者才能接受。英文小说《红浮萍》围绕着一个家庭的故事展开，符合这种期盼。《雪百合》则属于移民百态图，原稿中人物多达40多个。后在编辑要求下，忍痛割爱，削减为20多个。

　　反观中国文学，以传统章回小说为代表，习惯于群体式结构，一部小说里动辄几百个人物。《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水浒》，莫不如此。这种写法对中国读者毫无问题，但翻译成英文，读者却觉得难以搞清楚谁是谁。为什么？这又追溯到了中国文字的特性上来。

　　个人认为，由于中国人的名字多数都有具体内容，因此文字所包含的意象可帮助读者记忆。例如宝玉、晴雯、凤姐、袭人、薛蟠、柳湘莲等等，无一不是作者精心选择的字眼。对读者来说，目光所及之处，自然而然便会在头脑中生成一幅鲜明的图画。

　　假如名字缺乏意象特征，譬如《水浒》中一百单八将以男性为主，年龄相貌身份有时很接近，且多为历史人物，作者较难仅通过随意命名的方式来加深读者对人物的记忆和区分。怎么办呢？说书艺人采取了用绰号的技巧，给每个人名字前面都冠以一个形容词，如黑旋风、美髯公、浪里白条、母大虫等等，有效地加深了听众的印象，便于区分开众多人物。

　　当代中文小说中，有的作者也成功地沿袭了传统文学的手法。例如《林海雪原》中，解放军战士与土匪，人物众多，于是就有了小白鸽、蝴蝶迷、座山雕、一撮毛，帮助读者区分和记忆。而有些小说，形式上模仿了《水浒》，采用众多人物出场，介绍中国社会百态，却遗憾地没有借鉴和重视古人在命名技巧上的用心。结果，小说中人物上百，读完后，很难准确地记住谁是谁。

　　中国的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后，以26个拼音字母出现，几百个人物在书中就失去了特征，极易相互混淆。再加上支线庞杂，给西方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从而兴趣大减。

　　有的西方翻译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国外的《红楼梦》有不同译本，有的译者对人名就采取了意译。例如， 黛玉-- Black Jade（黑色的玉石），宝玉--Precious Jade(珍贵的玉石)。

　　究竟是音译，还是意译呢？大多数译者采取了音译的方法。然，音译的效果有时会对原著大打折扣。例如，在徐小斌的《羽蛇》的英文版中有三位女主人公，羽（Yu）,玄溟（XuanMing）,若木(Ruo Mu)。作者本意是想通过这些有别于“翠香”“秀花”的内涵丰富的名字来暗示人物的高贵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但英文读者却无法从拼音之中领悟到这种良苦用心。

　　加拿大一位学者曾十分好奇，为什么我为自己的英文小说《雪百合》中的人物命名时，要使用一些很具体的词汇，例如：百合，茶花，麒麟，王子，陛下，鼠少校等等。她在来信中写道：“你给书中人物起名时采用的方式，效果极好。这实际上发挥了两种语言的特长。小说虽然是用英文撰写的，我却感到，里面含有中国韵味和思维习惯。这使得小说的叙事本身携带了女主人公继承自两个世界的两种文化。这种风格非常独特，生动有力，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不由自主地也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来进行思考。你在运用幽默时也一样。通常，不同文化对幽默会有不同反应，但你这部小说中的幽默却做到了在不同文化的读者身上都能产生效果。”（4）

　　汉语的特性不仅影响了我的英文写作，也使我在中文创作中同样受益。例如在我的中文小说《羊群》中，我特意为每个人物的姓氏都冠以动物的谐音：朱、牛、杨、毛、侯、郎等等，喻示某人身上所具有的某种特殊动物的属性, 以加深读者对人物的印象。我也体会到这种人物命名上的乐趣。

　　不同文化、历史、语言背景下的内容增删

　　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的典故、传说、成语以及大事件，对西方读者来说内容浩繁，且疏离陌生。小说中如果经常引经据典，却又未做简明扼要的解释，常会使读者不知所云，因而失去阅读兴趣。

　　所以我在创作英文小说时，对于中国人熟知的历史事件和文化术语，都会作些简明扼要的解释。我注意到，加拿大评论界提到我的英文小说时，几次用到了“清晰”这个字眼。

　　中国的家族关系虽然庞杂，但每个亲属都有专门的称呼，中国读者能够很快明白的人物关系，而用英文去表述就不得不绕好几个弯。因此，对西方读者时常摸不着头脑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我就进行适当的删减或者改写，照顾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循序渐进，由简入繁，以便使故事线条更加清晰明了。

　　基于前面提到的种种原因和考虑，在创作新作品时，对内容、情节的取舍和结构的安排，与我准备采用哪种语言去写作也是相互关联的。

　　例如，创作英文小说《雪百合》时，里面有个人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来到中国偏远地区任教的美国教师，浑名“花和尚”。在那本小说中，我采用了简洁的素描手法来刻画这个人物。围绕这个人物的描写总共约一千字，在书中前后分两次出现。后来，我把这个情节拎出，创作了一篇两万字的中文小说《吕梁箫声》。我不但在情节内容上、也从文字表述上作了充实、扩展和挖掘。然而，我却很难在英文小说中如此这般地尽情发挥。这不仅是为了避免人物与支线过多会冲淡主题、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更是因为某些涉及到中国特殊环境的文化因素，是无法用三言两语向英文读者解释清楚的。而在中文小说中，有时运用得恰到好处的只言片语，也能传达出深厚的意蕴，在中文读者心灵中撞击出火花。

　　同样，在《雪百合》中，我描写了主人公在黑夜里遭到坏人追打污辱的一场噩梦，仅仅用了一百多个英文字，采取了西方读者能够理解的简洁方式。当我后来在《雪百合》基础上创作中文小说《海底》时，则无须再为读者担忧，得以任思绪在熟悉的文化氛围里畅游。这个段落被扩展为两千五百多字，采用了大量只有中国读者才能够心领神会的特殊词汇和情感表达，一气呵成。

　　反过来，当我把英文小说《红浮萍》译写为中文版时，则采取了适合中文读者的剪裁和重新创作。原著中对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习俗的解说和介绍已不再必要，自然全部做了删除、简化或者改写。

　　综上所述，当采用双语创作时，本文所提及的那些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因此，双语创作不仅仅是解决了语言不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大大增强了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间沟通的有效性。

　　这些年来，为了促进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更有效的沟通，我一直在思考并尝试不同的途径。“译写”，便是其中之一。就像我在处理《红浮萍》时的做法一样，它不是那种逐行逐段、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译写给了文学创作者更多自由，不必拘泥于原文在特定语言表达上的局限性，也不必拘泥于原文在素材取舍上的增删,它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宽阔的思维和想象空间，得以弥补和完善原著留下的缺憾。当然，这种特殊方式,似乎更适宜于由原著者亲自操刀。 这种呼为“译写”的劳动，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脱去凡俗，换成仙体”，也如余光中先生所言“转胎重生”，要求很高。心向往之，对作家无疑是一种磨练。此外，我觉得对作品进行翻译时，如果根据需要，恰到好处地加入些“再创造”的成份，不仅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增加阅读兴趣，也可使中国文学的原汁原味尽少的丢失，提升美感的境界。

　　长远看，培养大批至少精通掌握一门外语、具备扎实的中国文化功底的高素质人才，能用跨文化双语写作，将会大大增强中华民族在各个领域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和话语权，是我们眼下欠缺又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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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１）  杨匡汉教授给李彦的信。2014年9月。

（２）  易淑琼：《走不出的意境》，载《名作欣赏》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http://www.xzbu.com/5/view-3769837.htm

（３）   MichelleTisseyre, Healing a Devastated Life, 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加拿大文学评论期刊）, Nov.2010, p.18.

（４）   KatherineM. Quinsey， Letter to Yan Li, Nov.2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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